|
 |
由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江苏省太平天国史学会共同主办，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和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联合承办的“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6日至7日在南京召开。来自北京、广西、上海、安徽、江西及省内各地的学者40余人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太平天国兴亡的历史启示”以及其他太平天国史的学术问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并对太平天国史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发端。当代农民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近现代农民问题的延续和演变。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可以为党和政府统筹解决当代农民问题提供可贵的历史借鉴。这次研讨会紧扣了这一意义深远的主题。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认为，太平天国是因清政府的压迫剥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而爆发，又因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兴盛，最后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的农民问题而败亡。但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问题与当代的农民问题有着质的不同，太平天国主要是解决生存问题，现在则是发展问题，是发展中要解决的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陆仰渊研究员首先结合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阐述了在历史与现实中，计划、市场和农民自身都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而要靠科学知识化、城市化、现代化来解决的观点。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现代化建设应该逐渐减少农民，让他们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当然这还需要知识和文化；农村也应该走逐渐消亡、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道路，从城镇到城市到特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农业要走集体化，靠现代化科学技术来解决。安徽大学历史系吴春梅教授在对现代有识之士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主张进行归纳分析后指出，农民问题研究应是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综合学科体系的结合。广西师范大学朱从兵教授提出，要研究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需要更深入、微观的了解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状况，如农民的心态和诉求、乡村内部关系、基层社会秩序和边缘情况等，在做好这些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才可能有系统地进行宏观比较与把握。徐州师范大学孙海泉教授在对太平天国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太平天国有意识地重视农业和无意识地轻视农民，是太平天国政权在执政中所遇到的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属性所导致的，它使得太平天国最终无法解决农民与农业问题。在现实中，“三农”问题应该得到同样高度的重视，一并加以解决。淮阴师院历史系张德顺教授谈到了农民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要摆脱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两难境地，必须尊重农民，为农民办实事。中国农业大学龚云副教授则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分析入手，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自救运动。太平天国虽然是农民建立的政权，但它后来严重脱离农民，因而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当时大多数普通农民的心态值得研究。
二、太平天国兴亡的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今年是天京失陷和洪秀全逝世140周年，又是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毛泽东同志曾写信给郭沫若，请他再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与会学者围绕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多方位、多角度地进行了探讨，并一致认为，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认真进行反思，总结“太平军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认为，太平天国因反对清朝腐败黑暗统治而兴起发展，最终失败却是一坏于骄傲，二坏于腐败，三坏于迷信，四坏于没有发展生产以解决军民的粮食问题，这也是导致太平天国未能跳出历史上周期律怪圈的主要原因。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华强教授则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这两次距今时间最近而相隔两个世纪的起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反抗封建王朝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专制与腐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这正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政权避免不了的通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很有必要。南京大学朱庆葆教授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悲剧就“悲”在太平天国代表的是小农阶级，没有接受中国传统的宗法，也就不可能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士绅阶层的认同。张德顺也认为，太平天国据守江南期间，与江南士绅群体一度建立良性互动，但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双方冲突日渐表面化、公开化，最终导致士人的疏离，加剧了天国的败亡。他还从士绅群体角色落差的困扰，生活条件的恶化，政治环境的变异等层面，揭示了造成双方冲突的诸多原因。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张铁宝主任指出，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纵然很多，但与其领导阶层的个人综合素质不高关系很大，与其“四不像”的宗教也有关。虽然它最后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但其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不容抹杀。安徽合肥工业大学檀江林副教授亦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社会改造运动，由于神学文化不适合中国国情，改造措施未能坚持且过于理想化而未能成功。但其若取得胜利，建立的仍将是一个封建政权。
三、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制度政策、文化宗教等问题的探讨。南京大学历史系崔之清教授认为，宗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看似淡化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关系，排拒和削弱了宗法文化，但其基本政治文化依旧是经由宗教包装的宗法政治文化。太平天国的制度安排，权力运作都体现了这一政治理念，并主导其政治行为。江西师大张英明教授通过对洪仁玕著述的深入研究，认为其深受公羊学说影响，以“春秋大义”作为评价中国历史的标准，以宣传捍卫“春秋大义”为己任。公羊学是太平天国吸取“以天为宗”的神秘主义、“托古创制”思想、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大同”社会理想的本土精神资源。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蕴茜副教授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崇拜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及对个人崇拜的推行过程，理性分析了洪秀全崇拜的影响。进而提出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动员方式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苏州大学王国平教授将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定位为基督教的异端团体或边缘教派，其宗教性质不能低估，应当客观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朱从兵还通过对史料文本的仔细研读，对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上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奏折时间进行了考析。安庆博物馆胡寄樵研究员则对发现于安徽望江县的三件太平天国红、白地契及钤印进行了考辨，认为太平天国前期和后期均允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
四、对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的反思，引发了深层次的探索与思考。太平天国史著名专家、南京大学茅家琦教授对自己几十年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教训作了深刻反思，给研讨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思路的开拓，更给年轻学者以省视自我、端正学风的强烈震撼。他认为，自己以前在思想上总是有一个“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的框子，而现在重新审视发现，要推进研究，必须跳出这个框框，应该把太平天国放在中国整个历史进程中去考虑。虽然太平天国在改变清朝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以及推动社会思潮变化，促使人民群众反满革命斗争方面确实有着积极作用，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研究员理性地提出，与清王朝268年的历史相比，太平天国短暂的十几年显然只是其中的一段，放在大清史的学术视野里来研究太平天国，将更能揭示太平天国兴亡的历史原因。苏州大学历史系池子华教授也谈到了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反思问题，他认为以前那种过于受政治主导意识的影响确实需要纠正。事实上，太平天国史研究还有拓宽的余地，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领域，如社会史研究角度的人口、流民、婚姻、家庭、社会结构变迁等，还可以从中心走向边缘，不仅仅着眼于太平天国本身，而是以更宽的视角，看到与之相关的如形形色色的民变事件等。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金实秋副主任从孙中山、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入手，对如何辩证地理解经典作家对历史事件的评判阐发了全新的思路。他认为，权威人士的历史评价也会受到时空环境的影响，也可能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因此也需要作重新认识和客观分析，只有不断争鸣，不断探索和发现，认识才能逐步深化和升华。方之光教授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学风，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打开思路，转移视角，对各种学术问题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很有必要。南京市文物局文管办曹志君主任认为，史学研究要做具体工作，还原历史要从资料的基础工作做起。陆仰渊研究员强调，罗尔纲、简又文等老一辈学者对太平天国史作了很多考证，建国以来的几十年，太平天国的基本史实已大致清楚，史料也已收集详备，年轻一代“太史”研究学者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前人定势，从宏观把握的全新角度，审视新的问题，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写出新的论述，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此次研讨会学术氛围浓厚，立意深远，别开新面。大家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各抒己见，围绕着全新的议题，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性、客观而充满人文情怀。在为中国现实的农民问题研究拓宽思路、提供借鉴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了太平天国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内涵，促进了学科交叉和学术互动，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
|
